来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

记者 陈洁 广州报道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2022年，我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。
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2年末全国人口（包括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，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）141175万人，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。

“中国2022年出现人口负增长并不奇怪，但一年人口负增长达到85万人有点出乎意料。”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崔树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。

在人口负增长85万的背后，是出生人口的快速下跌。2022年，我国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，较上一年减少106万人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，这几年出生人口数量下降较快，有各方面的原因。其中的一个因素是生育高峰期的总人口数量在萎缩，目前90后处于人口生育高峰，这个群体的数量较80后有明显减少，而且90后的生育意愿也相对80有一定程度的下降。

“中国人口负增长是中国人口转折的标志性事件，我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个问题。”杨舸表示。

人口负增长背后的几个因素

从数据上看，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，人口出生率为6.77‰；死亡人口1041万人，人口死亡率为7.37‰；人口自然增长率为-0.60‰。

2021年，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，出生率为7.52‰；死亡人口1014万人，死亡率为7.18‰；自然增长率为0.34‰。

因此，2022年人口负增长85万人，背后有两大因素促成：死亡率的提升，最关键的因素则是出生人口明显减少。

“出生人口下降的关键因素是育龄妇女减少，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减少，这是一个客观的数据。此外，也和初婚初育年龄提升有很大的关系，过去很多人结婚就想生育，现在很多人结婚之后都会选择再等一等。”崔树义表示，“当然这也和疫情相关，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，对于婚育的影响、胎儿质量的影响等还不太确定。叠加上生育成本偏高等问题，导致我国出生人口这几年明显下降。”

此前，湖北省襄阳市民政局公布数据显示，2021年，襄阳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5.23岁，女性为33.96岁。2016年，这个数据分别是男性29.41岁和女性27.27岁，5年里推迟了近5岁。

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推迟明显，生育年龄也必然明显推迟，由于可生育时间段的减少，婚后可以生育的孩子数量也将受到影响。这带来的明显后果是，最近数年出生人口呈现明显下跌，人口增长迅速放缓并最终进入负增长。

《中国统计年鉴（2022）》显示，2017年我国人口达到14亿，当年人口增长779万，2018年-2021年人口增长分别为530万、467万、204万和48万。2022年，我国总人口141175万人，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。

“除了生育高峰人数的减少，导致出生人口下降还有很多其他因素，包括宏观环境、人们对于收入的预期、女性如何平衡职业与生育等。”杨舸表示。

崔树义指出，考虑到疫情的影响逐步消退，未来数年人口出生数量逐年明显下降的局面有可能得到一定改善，尤其是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偏低。“此前我们估算了去年山东的总和生育率，在1.3-1.33之间，但不排除实际上更低的可能性。而山东的总和生育率一般是在全国水平之上的。”

另一个影响人口生育率的因素是城镇化率。2022年，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（城镇化率）为65.22%，比上年末提高0.50个百分点。

崔树义指出，城镇化水平越高，生育率越低，这是人们的共识。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超过65%，未来我国的城镇化率会继续提升，但是提升速度会相对放慢。因此，城镇化率对我国生育率的影响仍然存在，但不会太明显。

多地“大手笔”补贴生育

“人口负增长在预期之中，我国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应对，比如一直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，因为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逐步消失，未来要保持经济增长，需要社会生产效率提升，科技进步来推动。”杨舸表示，“从养老方面来说，这两年也出台了多项政策。”

崔树义指出，人口负增长首先影响未来的劳动力供应，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，未来可能会完全消失。这导致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情况发生改变，倒逼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。其次，我国老年人口占比不断提升，养老服务需要进一步发展。

2022年，从人口的年龄构成看，16-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7556万人，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.0%；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人，占全国人口的19.8%，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978万人，占全国人口的14.9%。

除了国家层面，面对生育率快速下降，不少地方“大手笔”补贴生育。

2023年1月10日，广东省深圳市卫健委发布《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拟按照差异化递进式对市民发放育儿补贴，生育三胎最多可申请育儿补贴共计19000元。

同日发布的《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》提出，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、三孩家庭，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，直至孩子3周岁。

2022年10月，哈尔滨、长沙等地也提出要发放育儿补贴。比如，《哈尔滨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提出，本市户籍且在本地工作生活的夫妻，按政策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家庭每孩每月发放育儿补贴金，直至子女3周岁。

湖南长沙市卫生健康委、市财政局印发《关于发放三孩育儿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对合法生育、符合条件的三孩（及以上）家庭每孩将一次性补贴1万元。

然而，这些补贴是否有明显效果，目前难以判断。

崔树义表示，多地对于生育提供金钱补贴，这是一个直接刺激生育意愿的手段，但是一般的家庭不太会为每个月几百元补贴就会多生育孩子。此外，延长产假之类的政策，对于灵活就业的人士并没有太多的刺激作用。“考虑到生育率下降是整个环境所导致的，目前很难说哪一项政策会有明显的生育刺激作用。”

杨舸表示，地方“大手笔”补贴生育是在生育率下降的背景下进行的，但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结果来看，生育率的提升并不容易，而且也不是政策一出台就有效果。可能要10年之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，长期看不说能够提升，但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稳住出生人口的数量。

“这还要区分不同的人群，生育补贴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，会有一定的效果，但对于中高收入群体，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。因此，促进生育的政策也只能边走边看，很难从全国层面上对此进行统一，只能是地方先试一试，尤其是一些对于人口增长比较重视，同时财政上有余力的地方，可以率先尝试。”杨舸表示。

杨舸指出，从全国来看，更多的政策是推动普惠托育的落地，中央财政也对此进行支持。因为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高，育龄妇女如何更好分配自己的时间精力，对于生育意愿是一个较大的影响因素。

（作者：陈洁 ）

责任编辑：邓健